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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福顺

男，汉族，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主要从事辽金史、北方民族史的研究。

摘要：汉代丝绸之路开辟的初衷，虽是出于联络西域诸国、夹击匈奴的政治愿景，但却打通了西汉王朝通往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交通，不仅具有非凡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交流互补的战略意义，而且也成为西汉王朝认知西方世界的不可替代的重要窗口与途径。

关键词：丝绸之路 理想信念 辐射力 执着精神

早在公元前2世纪，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已经开通，这条商品交汇之路、合作共赢之路，展现了人类跨越阻隔、探索未知领域的胆识和毅力，在推动东西方经济交流、文化交融、人类文明多样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汉代丝绸之路的兴起成就了西汉王朝

与西域各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交流

中国与西域的交通联系，可追溯到远古时代，据《山海经》《左传》《吕氏春秋》《淮南子》《逸周书》《穆天子传》等文献记载可知，早在先秦时期，中国便与西域地区有了经济文化交流。从俄国阿勒泰省巴泽雷克于公元前5至前4世纪墓葬中所出土的精致的丝织品刺绣、茧绸、漆器以及“山”字纹青铜品也可说明中国古代丝绸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已流通于此地，并经此地西传至西亚、欧洲各地。刘迎胜先生依据吐鲁番盆地西缘阿拉沟第28号墓的凤鸟刺绣的技法、图案风格推断，春秋战国时代，西北诸部与中原地区存在着大规模的丝绸贸易。这为西汉张骞“凿空西域”提供了良好条件。

丝绸之路之名，初见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先生于1877年出版《中国》（第一卷）一书，原德文写作“Seiden  Strassen”，而英文译为“Silk Road”，指称公元前114年至公元前127年中国与西土耳其斯坦、西北印度取得联系，进行丝绸等贸易的中亚交通道路。不过，丝绸之路的真正开辟乃始于西汉武帝时期。建元三年（前138年），汉武帝为了讨伐匈奴人的袭扰，欲联络被匈奴人逐出河西（今甘肃省）而迁徙至妫水（今西亚的阿姆河）流域的大月氏人共击匈奴而“募能使者”，汉中郎官张骞便应募出使西域。张骞此次出使西域并非一帆风顺，可谓是曲折险阻，九死一生，历“十三岁”之久才于元朔三年（前126年）得归都城长安。为表彰张骞的功绩，武帝特授其太中大夫。此次出使，虽未达到联络大月氏共击匈奴的政治目的，却获得相当多的有关大宛（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）、大月氏、大夏（今阿富汗木尔加布河一带）、康居（哈萨克斯坦乌尔河下游一带）等西域诸国“多奇物”、“颇与中国同俗”、“贵汉财物”等地理风俗信息，为西汉王朝对西域诸国的深入认知起到关键作用。此次对西域诸国的深入认知，激起了汉武帝欲与西域诸国交通的极大兴趣，故此次出使意义非同凡响，为成就汉武帝决意开辟西域交通，打开通往西方世界的窗口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元狩二年（前121年），武帝派遣霍去病率军由陇西（今甘肃临洮）向河西走廊方向出击，欲斩断匈奴右翼，结果大获全胜。元狩四年（前119年），随着匈奴势力不断被削弱，为达到“开玉门，通西域，以断匈奴右臂，隔绝南羌、月氏”的目的，张骞再次出使西域，劝说乌孙东归河西故地，与西汉王朝一起共抗匈奴。汉武帝在急欲认知西域诸国的刺激下，授张骞为中郎将，令偕持节副使多人，携牛羊万头与数千万金帛，向西域进发。从此次出使的结果看，尽管说服乌孙东归河西、共讨匈奴的愿望未能实现，但却促使大宛、康居、大月氏、大夏、安息（今伊朗的呼罗珊一带）、身毒（今印度的印度河流域一带）、于阗（今新疆和田一带）等西域诸国相继归附西汉王朝的效果，致使“西北国始通于汉矣”。为了保证通往西域诸国的丝绸之路畅通无阻，汉武帝于河西设置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四郡（四大军事重镇）控制河西交通，横贯欧亚非大陆、沟通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丝绸之路由此开辟。

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开辟的初衷，虽是出于联络西域诸国、夹击匈奴的政治愿景，但无意间却打通了西汉王朝通往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交通，促进了横贯欧亚非大陆间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交流。《汉书》曰：“益发使抵安息、奄蔡（哈萨克斯坦的咸海与里海之间一带）、犛靬（即大秦国，罗马帝国）、条支（今伊拉克东南一带）、身毒国”，“使者相望于道，一辈大者数百，少者百余人”，“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，少者五六辈”。可以想见，西汉派往西域诸国的使臣，以及西域诸国遣使长安的使者，络绎不绝于丝绸之路上的壮观景象。

这些“相望于道”的使者，以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为媒介交流往来，既顺应了当时丝路上的诸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的需要，也契合了汉武帝与西域诸国加强联系的愿望，故《汉书》曰：“自敦煌（今甘肃敦煌）西至盐泽（今新疆罗布泊），往往起亭，而轮台（今新疆轮台县东南）、渠犁（今新疆渠犁县西）皆有田卒数百人，置使者校尉领护，以给使外国者。”对于西汉王朝而言，自张骞开通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后，西汉王廷相当重视，竭力经营，“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物利害”，请求出使西域，以至于“汉发使十余辈至宛（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）西诸外国，求奇物”，远者八九岁，近者数岁而返。

由此观之，缘于政治因素考量而与西域诸国的交通，却无意间开辟出倍受世人赞誉、瞩目的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，极大地成就了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交流往来，足见汉代丝绸之路的辐射力已全然超出汉武帝的政治预期，因此太史公司马迁撰《史记》时将张骞出使西域的伟大功绩称之为“凿空西域”，这彰显出张骞“凿空”之行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上的意义是何等的重要。

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，成为认知西方世界的窗口

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的开辟，既是历史的偶然，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。无论如何，汉代丝绸之路所呈现出的政治张力与经济文化辐射力，以及它的兴衰嬗变、经验教训，都在述说着一个名垂青史的千古佳话，故此，汉代丝绸之路的兴衰嬗变，对全球化时代的当下仍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，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与借鉴。

坚持不懈的理想信念追求是汉代丝绸之路成功开辟的主导因素。张骞出使西域可谓是磨难丛生，意想不到的困局，接踵而至，一出陇西便被匈奴人“得之”，受困匈奴“十余岁”，令其娶妻生子，安于游牧生活，但张骞初志不移，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而不辱西汉王朝使命，始终“持汉节不失”，等待继续西行的时机。经十有余年的慢长等待，终于天降机缘，趁匈奴看管松驰之缝隙，迅速脱离匈奴人的羁伴，由大宛、康居而至大月氏。由于大月氏所居之地，土壤肥沃，户口繁衍，对与西汉王朝结盟共击匈奴的愿望并不强烈，致使张骞“不能得月氏要领”而不得不还归汉廷。事有不测风云，本欲避开匈奴，绕途经由羌地，却“复为匈奴所得，留岁余”，趁匈奴汗亡国乱之机，终得归长安。张骞此次出使的政治目的虽化为泡影，却意外地激发出汉武帝与西域诸国交通的浓厚兴趣，“甘心欲通大宛诸国”。于是，在匈奴势力不断削弱的态势下，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诸国，成功打通了西汉王朝通往西域诸国的交通，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交通网初显规模。可见，丝绸之路的开辟，正是汉武帝、张骞等君臣持之以恒、坚持不懈的信念追求所结出的丰硕果实。

超强的政治、经济实力是汉代丝绸之路形成的基础因素。楚汉战争之际，匈奴冒顿单于势力坐大，控弦北疆，并联合降匈奴的韩王信引兵南下至晋阳（今山西太原西南），汉高祖刘邦亲自“将兵往击之”，却为历史留下“白登之围”的汉匈故事。鉴于汉初的政治、经济实力，西汉王朝不得不“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”以和亲，以减轻匈奴人的压力与袭扰。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，至武帝即位时，已“天下殷富，财力有余，士马强盛”。于是，武帝不再姑息迁就匈奴人的袭扰，自元光二年（前133年）始至元狩四年（前119年）间，先后派遣卫青、霍去病率军与匈奴展开三次大规模战役，导致匈奴“幕南无王庭”，还彻底打通了西汉王朝通往西域诸国的交通，“列亭障至玉门矣”。西汉王朝依靠强大的政治、经济实力“凿空西域”后，汉武帝“闻天马、蒲陶则通大宛、安息”，奇物流通顺畅，互利贸易发达。自此之后，“明珠、文甲、通犀、翠羽之珍盈于后宫，蒲梢、龙文、鱼目、汗血之马充于黄门，钜象、师子、猛犬、大雀之群食于外囿。殊方异物，四面而至。”可见，凭藉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强大的政治、经济实力，货物域外之产，交通八方，互通有无，殊方异珍，尽为西汉王廷所拥有，而西汉王朝的丝绸等物品也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域诸国。

强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是汉代丝绸之路形成的外部因素。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开通后，与丝绸之路上的西域诸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交流往来，始终掌控在西汉王朝的手中，呈现出怀柔远人，羁縻不绝，四海贡献，八方朝觐的盛世景象。张骞出使西域诸国后，乌孙使者“见汉人众富厚，归其国，其国后乃益重汉”，派遣使者“献马”，朝贡于汉。大宛国思汉威，“遣子入侍，质于汉”，汉武帝也遣使“赂赐镇抚之”，还令西汉王朝使者“持千金及金马，以请宛善马”。安息国闻西汉王朝使者至安息，“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”，汉使还，安息使者“随汉使来观汉广大，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”，而且还带动了大宛以西的欢潜、大益，大宛以东的苏薤（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）、捍罙、姑师（今新疆吐鲁番）之属，也皆随汉使“献见天子”。在西汉王朝强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的感召下，莎车（今新疆莎车）、于阗（今新疆和田）等国，“数遣使置质于汉，愿请属都护”，接受西汉王朝的管理。可见，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打开了通往西域诸国交通的窗口，遣使奉献，络绎于路，故东汉史家班固评论曰：“自建武以来，西域思汉威德，咸乐内属。”虽然建武指代的时间乃为东汉建国初，但也足见西汉王朝的“威德”之影响已有益于后世千代。

和时兴与战时衰是汉代丝绸之路兴衰嬗变给予我们的经验教训。汉武帝时期所开辟的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，经昭宣时期的经营，商旅、使者穿行其间，处处响起驼铃声，繁荣兴盛，欣欣然，前古未有。武帝时，“西域内属，有三十六国。汉为置使者、校尉领护之。”宣帝时，命郑吉经营西域，镇抚西域诸国，“汉之号令班西域矣”，贾使往来，畅通无阻，绵延不息。可是，汉末王莽篡位，“贬易侯王，由是西域怨叛，与中国遂绝”，遂使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交流往来一时中断。东汉初，政治、经济实力增强后，班超奉使西域，“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”，“商胡贩客，日款于塞下”，汉武帝所开辟的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又勃然而兴，再次呈现出繁忙景象。可见，汉代丝绸之路的兴衰与西域的“和战”紧密相连，如影随形。

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是打开西汉王朝认知外部世界窗口的必由之路。张骞出使西域后，西汉王朝始对西域诸国有了较清晰的认知，“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、安息之属皆大国，多奇物，土著，颇与中国同业，而兵弱，贵汉财物；其北有大月氏、康居之属，兵强，可以赂遗设利朝也”，提升了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交流往来的信心。自此之后，西汉王朝使臣与西域诸国使者相踵于丝绸之路，进一步加强了西汉王朝对西域诸国的认知，如安息国，“王治番兜城，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。不属都护。北与康居、东与乌弋山离、西与条支接。土地风气，物类所有，民俗与乌弋、罽宾同。”“临妫水，商贾车船行旁国。书革，旁行为书记。”大夏国，“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。其俗土著，有城屋，与大宛同俗。”“其都曰蓝市城，有市贩贾诸物。其东南有身毒国。”西汉太史公司马迁、东汉史家班固皆能对西域诸国的地理、山川、风俗、人物等均能作翔实的描述，确实得益于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交流往来。可以说，横贯欧亚非大陆的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，不仅具有非凡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交流互补的战略意义，而且也成为西汉王朝认知西方世界的不可替代的重要窗口与途径。

深入挖掘存续2000 多年的丝绸之路的思想内涵，正如陈尚胜先生所云，实际上就是东西方之间、中国与海外诸民族之间传统政治、经济及其文化交往的雅称，起源于不同文明环境下的古人之间的相互吸引，起源于古人对遥远地区文明的好奇与向往。当然，也是古人探索未知世界的“冒险之旅”与“互通之旅”。

【注】 本文经作者授权，文章刊登于《人民论坛》2017年第14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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